明朝嘉靖年間，戶部主事海瑞痛責文官們一味遷就上意，濫用名器、竭民脂膏、修齋建醮、大煉仙丹；他強調，為臣者本該勸阻君王停止這些荒謬的行為，但卻無一人敢直言。根據明史，海瑞在給明世宗的奏摺裡寫道：「陛下誤舉之，而諸臣誤順之，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者，諛之甚也。」文官體系何以出現這樣的風氣，他總結自己的看法是：「大臣持祿而好諛，小臣畏罪而結舌。」
其實，這種「陛下誤舉之，而諸臣誤順之」的情況非僅海瑞所處的年代有，台灣今天亦然。自2000年政黨輪替迄今，政策忽東忽西，忽放忽禁，計畫趕不上變化，變化趕不上長官的一句話，文官體系非但未依從專業力挽狂瀾，反而一味順從上意大做錦繡文章。幾年前高層對於西進大陸投資要「積極開放，有效管理」，文官們可以有一套說法，後來改成「積極管理，有效開放」，文官們照樣可以有另一套漂漂亮亮的說辭。
不僅如此，每一任閣揆一上台總要有自己的風格，於是在民進黨當政階段，游錫堃任院長時宣誓「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」，在謝長廷任院長時發行「月月有成績公報」，蘇貞昌當院長時端出「大投資，大溫暖」。去年再度換黨執政，劉兆玄出任院長後，「愛台十二建設」粉墨登場，如今吳敦義任閣揆，「庶民經濟方案」星夜之間又成為主流。這些方案在文官們生花妙筆下，總是風風光光起頭，而不聲不響地落幕，至終無人聞問，台灣的經濟競爭力就如此一次又一次的消磨殆盡。驀然回首，台灣出口規模如今竟已降至南韓一半，經濟成長也已淪為四小龍之末，孰令致之？
造成台灣今天競爭力的滑落，部分責任該歸咎於近年府院這些有決策權的高層們，但是一個沉默的文官體系，一個只知順應上意而未善盡建言責任的文官體系恐怕也難辭其咎。政黨會輪替，總統及閣揆會換人，但是高階文官們長居此位，一切政策從研擬、規劃到管考，至終還是由文官體系來執行，惟近年台灣官場就如海瑞筆下所言，「大臣持祿而好諛，小臣畏罪而結舌」，文官們不知以專業力諫於前，又不知以臨深履薄的態度管考於後，試問「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」、「三三三衝刺計畫」、「大投資，大溫暖」如今安在哉？
就以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而言，2004年行政院以空前的資源全台座談，提出計畫，擘劃願景，但方案執行迄今，成效令人搖頭。以服務業部門中的商業而言，投資占產值比重在1990年代尚有10％，至2007年竟已降至5.7％。我們認為服務業方案若能認真執行，文官們若能以臨深履薄的態度將其視為台灣轉型的關鍵，台灣服務業何竟至此？
再以最近吳敦義院長所提的庶民經濟而言，文官們努力揣摩「庶民經濟」，甚至詳查康熙字典對庶民的定義，但所編出的第一份庶民經濟指標「生活物價指數」卻毫無政策意義可言。我們先前曾一再強調只有依五等分位家庭所得水準，編製貧、富家庭的物價指數，才能明白各階層面臨的物價壓力，行政院也才能據以提出紓解民困之策，但未料最後經文官體系商議的結果，竟提出一個了無新義的生活物價指數。
我們瞭解，依五等分位家庭所得編製物價指數若要精確，必須辦理查價點的調查，以釐清貧富家庭的消費行為及購買場所，這得增加預算及人力才能達成。文官體系本應趁此機會提升統計編製的水準，但令人失望的是，幾經跨部會討論，簡單組合而成的生活物價指數，就成了向吳揆交差的成績單。
日前各部會提到行政院的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」包山包海提了200多案，被吳揆評為「面面俱到，卻面面不到」。惟追溯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的文官體系思維，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，因為文官們已明白在多變政局下的自處之道。上意要「三三三衝刺方案」，沒問題；上意要「愛台十二建設」，沒問題；上意要「庶民經濟」，照樣可以提出一堆方案和指標。但如此擅於迎合敷衍，疏於檢討管考的文官文化，於台灣經濟發展終究是有害的。
我們籲請馬政府正視此事。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，只有改變文官體系的文化，才能提升政府政策規劃及執行的能力，進而讓台灣擺脫經濟發展的困境。若任憑此種文官文化繼續消磨國家發展的根基，可以預期的是，未來不論誰執政，提出多好的政策，也屬枉然。
